【文：翁約博】
美中兩強所開展的大國博弈正日益陷入「修習底德陷阱」的敵意螺旋之對抗困境中。美國作為進攻方，是以「圍堵遏制」作為競爭之主軸；中國作為防守方，則以「融合共生」為其基調，並指出中國大陸所追求的是以「人類命運共同體」為目標之天下為公的境界。
亦即，美中博弈爭霸除了表面上綜合國力的競爭外，其背後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命題旨趣，此即美中兩種文明發展與制度優劣之比較問題。美國的文明型態誠如著名美國學者杭亭頓所提出有關「文明衝突論」的方式；中國的文明內涵則為習近平所主張「文明融合論」的方式，即提出「全球文明倡議」，追求「人類命運共同體」的大同境界。
質言之，從文明發展之更高層次來論述美中間之大國博奕，所謂「美國模式」與「中國模式」分別代表此兩大強權各自背後所指涉的兩種文明型態，而此兩種文明之內涵也將形塑彼此各自不同的博奕之道。
兩種文明史觀之異同
現今「美國模式」文明乃脫胎於近代的西方文明，於二戰後所發展出來的美國式現代化；「中國模式」文明則是立基於中華文化與馬列主義基礎上，兼採西方文明之優點融合而成之「中國式現代化」。
「美國模式」之本質為自由主義與競爭邏輯，「中國模式」之本質則為民本主義與規範邏輯。在此基礎上，「美國模式」發展出資本主義與代議民主，「中國模式」則發展出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」與「中國式民主」；在權力來源上，「美國模式」強調由下而上的民主選舉體制，「中國模式」則強調以黨領政體制下的「全過程人民民主」；在對外關係上，「美國模式」強調”圍堵遏制”的霸權主義，「中國模式」則重視”融合共生”的世界主義。
美中兩國博弈也因彼此間關於文明內涵之差異性，進而演變出不同的戰略思維與博弈方式。美國對中國採取壓迫的”圍堵遏制”之道，聯合全球已開發國家，以結盟方式來尋求捍衛其全球霸權地位；中國則以王道文化，聯合全球開發中國家，主張以”融合共生”來廣結善緣，追求互利共贏。
美中大國博弈之演變
美國政府於去年八月所公布的國家戰略安全報告中指出，中國大陸是美國未來十年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，此乃關乎美國能否維持其世界霸權地位之生存保衛戰；中國大陸則認為，目前世局乃身處歷史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，並以建設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」，以及追求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等兩大目標為其職志。這是一個衛冕者與挑戰者的大國博弈賽局，美國以「圍堵遏制」戰略來面對中國的挑戰，中國大陸則以「融合共生」之戰略以追求前述兩大國家目標。
美國自從2018年川普政府開啟美中貿易戰以來，全球局勢開始進入對抗與動盪的時局。自去年八月拜登政府通過《晶片與科學法案》以來，圍繞半導體產業的高科技圍堵成為美國卡中國脖子的主要利器。國會部門則於今年初成立「中國事務特別委員會」，作為國會部門處理對中遏制戰略之專責機制。此委員會開議後即提出諸多「抗中保台」之法案，該委員會主席蓋拉格（Mike Gallagher）更強調，美中競爭已是一場定義21世紀的「生死鬥爭」。
今年三月13日在中國大陸斡旋下，促成沙特阿拉伯與伊朗達成歷史性建交，這對於中國大陸追求「人類命運共同體」之理想無疑具有重要意義。三月15日習近平在「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」中提出有關「全球文明倡議」，共同倡導有關世界文明多樣性、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、重視文明傳承與創新、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等四大面向之全球文明內涵。三月20至22日習近平又應邀造訪俄羅斯，與普丁簽署兩項歷史性文件。針對中俄兩國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，以及對俄烏戰爭停戰表達彼此立場與和解意願。
美國所採取的是杭廷頓的「文明衝突論」史觀，所以會採取「圍堵遏制」的零和賽局；中國大陸採取的則是「文明融合論」史觀，故會以聯合發展中國家，追求「融合共生」的「人類命運共同體」作為其戰略目標。
台灣地位之重要性與侷限性
美中的大國博弈主要涉及兩大重要意涵，其一為美中競逐國際霸權地位與國際秩序主導權的大國爭霸；其二為以美中為主的兩種文明模式之競賽。而台灣剛好位居美中兩強博弈中具關鍵作用的第三者角色。
作為美中太平洋「大兩岸」下的台海「小兩岸」關係，蔡英文總統將於三月底四月初展開為期十天的過境美國的友邦之旅。同時間前總統馬英九也將進行首位卸任總統的祭祖訪中之行。與此同時，中國大陸也將在南海舉行甚具針對性與威懾性之為期38天的實彈軍事演習。
種種跡象顯示，「台灣問題」背後都存有美中博弈下清晰的斧鑿痕跡，這也凸顯了台灣地位在美中博弈中所具有的重要性。但台灣未來之命運，也同樣會制約於美中博奕下之文明大格局中。
＊作者翁約博，國立大學法學碩士，專長為兩岸關係及司法相關議題。曾任職媒體記者、國會助理及自媒體經營者，現為警政時報撰述委員。
